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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是恢复高考后实行保送制的第一年。

那年春天，梨花风起正清明，就在无锡人家家户户准备过三月三和清明节的时候，周海江就读的苏州中学接待了第一个来选拔保送生的大学——深圳大学。对于深圳大学的到来，校方非常重视，很快就推荐了一批最优秀的学生，周海江就是其中之一。

周海江不仅学习过硬名列前茅，还乐于助人，品行出众，一直是德才兼备的高才生。高二时被选为学校团委宣传委员，高三时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

对深圳大学，周海江满怀向往。该校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独具魅力，让所有心怀梦想的人情难自禁。机会太难得了，周海江也凭借自己的优秀毫无悬念地被深大选中。

没有了高考的压力，戴着深圳大学校徽的周海江轻松无比，在家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悠闲假期。等他再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校长告诉他一个灾难性的消息：深大不是重点大学，在江苏不具备招收保送生的资格。而保送其他重点大学的工作也已结束，周海江必须重新准备即将开始的高考！

这个消息对于19岁的周海江来说，不亚于一场海啸。留给他的时间实在不多了，没有过多委屈、懊恼，他重拾课本投入高强度复习，要把逝去的时间抢回来！此次，周海江依然报考了深圳大学经济管理系，因为他从来没有动摇过选择深圳大学这个意念！

荔枝成熟的季节，满山果香。1985年9月，经过高考保送波折的周海江，终于如愿以偿站在了深圳大学的大门前。敞开的校园园林，开放的大门，还有校园建设工地上新翻起的黄土都让周海江感受到勃勃生机。他心潮澎湃，难以平静。孺子牛使他感受到埋头苦干、开拓进取，不看资历，不看过往，只看现在的努力。

走进校园，合欢斋、红楹斋、黄槐斋、碧筠斋，这些名字古雅又富有色彩的学生宿舍现代感十足，推开学生宿舍的窗户，海风吹了进来，带着咸咸的海腥味，与周海江想象的一样。

很快，忙碌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另外，在深大，不是老师选择学生，而是学生选择老师！学校明确规定：学生给老师的教学水平打分，老师上课质量不高，学生可选择不上这门课。而学生课堂的上座率则是学校评估老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也因为这个原因，深大一时间成了内地学生竞相追逐的目标。

周海江有一位老乡从东南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在一家港资企业工作。周海江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是公司的总经理，周海江特别佩服，把他当成自己的榜样来学习。然而几个月后，他再去看那位老乡时，发现老乡成了普通员工！周海江很吃惊，可那位老乡却很淡定：这就是深圳。

这件事对周海江的触动很大，在佩服老乡能上能下的同时，更加赞叹深圳的现代管理制度。在内地，当官只有上没有下的，而在深圳，大家都是凭本事吃饭。经受了观念的冲击，周海江很快就发现，这种对能力的绝对认同也被深圳大学完完全全地复制到学生管理当中。因为没过多久，这样的事就在周海江的身边再次上演。

有一天，周海江的一个同学兴高采烈地问他：“你要不要到我的荔枝园去干活？”周海江听了大吃一惊：“你的荔枝园？怎么是你的荔枝园呢？”同学得意地说：“我现在是荔枝园的经理了！”看着周海江满面狐疑的样子，同学连忙解释道：“我在荔枝园打工干得好，所以就当经理了。”

这次谈话也让周海江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他一直以为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读书，从来就没想过要在现阶段和社会上的人竞争。

深大的教育模式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人生的所有想象：只要有本事就能得到自己的舞台，实现梦想。周海江开始积极寻找打工机会。他先是在学校食堂打工，后来担任楼长，做过宿舍楼的生活管理员，还担任过生活服务部的部长。深大的教育模式，让周海江越来越自信。

深大给予周海江的精神财富令他终身受益。他在红豆集团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春去秋来，几番寒暑。1987年8月，刚毕业的周海江成为南京河海大学的一名教师。大学的工作并不繁忙，周海江有充裕的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他总觉得自己的心并不属于这里，铁饭碗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经历过深圳改革风潮洗礼的周海江深信，深大教育出来的学生绝对不是时代的旁观者，他们必将走入时代洪流之中，

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在踏进深大大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命中注定。

此时，千里之外的无锡港下，周海江的父亲周耀庭正为没有大学生入职，帮助厂子发展而苦恼。此时的大学生都被分配进国家机关、国营单位，乡镇企业要想分到大学生，简直跟做梦一样。

1987年12月，周耀庭给周海江写了一封信，希望儿子回乡与他一起创业。这封信令周海江烦闷已久的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长久以来的迷茫也在一瞬间明朗！四平八稳的环境本来就不适合自己。在深圳上大学时，亲眼所见的改革哪一件不需要付出代价？周海江认为，当时的深圳就是未来中国发展的缩影。想到这些，他下定决心，回乡发展！

丢掉大学老师的铁饭碗去端乡镇企业的泥饭碗，越过龙门再回乡，周海江成为江苏省第一个辞去公职进入乡镇企业的大学生，《新华日报》当年还专门对此事做了报道。

回到港下，经过一段时间熟悉工作后，周海江做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把厂里的销售科一分为二，并把竞争引入生产部门。有人质疑他的做法是重复采购、重复管理，浪费资源。但周海江坚持自己的做法，因为他早就知晓竞争的巨大魔力：“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特征，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比如我管一个厂，我的效益是200万，你也管一个厂，你的效益是300万，这就证明你管得比我好。所以把竞争引入企业内部，好处是非常大的。”

管理落后是当时乡镇企业的短板。周海江深刻认识到，企业不断发展，管理必须更加科学、高效。他在企业逐步探索实行了包括母子公司制、内部市场制、效益承包制、内部股份制在内的“四制联动”，完善了红豆集团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使内部管理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1988年，周海江率先把市场运行机制引入企业内部，实行厂方与车间、车间与车间的内部银行结算制。各厂和车间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经营上由从前的“亲兄弟流水账”，变为“亲兄弟明算账”。

1993年，周海江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始着手产权方面的改革。他让员工参股，提高员工与企业的关切度、关联度，从根本上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推出了“入股自愿，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股权平等”的内部股份制。当时，不少厂长、经理向亲友借贷投入股本金，他们把事业和命运全拴在红豆的发展上。红豆的这一改革创新，

率先突破了“苏南集体经济模式”产权不明晰的发展瓶颈，让企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成为“新苏南模式”的代表。直到2003年，镇人民政府退出股本金，企业全面完成股份制改革。产权的进一步明晰，推动了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1994年8月底，农业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乡镇企业管理科学座谈会，红豆集团在会上介绍了“四制联动”经验，受到与会者的关注与肯定。国务委员陈俊生、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等领导对此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现代企业进行科学管理的成功范例，对国有企业也有重要借鉴意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于2000年11月考察红豆集团，一针见血地评价红豆的改革创新：“你们算是把国有企业的病看透了”，做到了“怎么有利于企业发展、搞活就怎么搞”。

《新华日报》以“辞去公职进入乡镇企业”这篇颇具影响力的报道，使周海江的示范效应快速扩散，为红豆引来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从1988年到1992年，红豆就引进大学毕业生300多名，人才兴厂、科技兴厂开始变为现实。

红豆上下对人才的重视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周耀庭作为当地“能人”，接手濒临倒闭的港下针织厂（红豆集团前身），几步棋就把奄奄一息的厂子盘活了，但产品质量和一些技术难题始终解决不了。怎么办？周耀庭认识到技术瓶颈必须靠人才破除。几经思考，他不惜以高出当时工人月薪数十倍重金从上海聘请13位“星期六”“星期日”工程师到厂里做技术指导，一举攻克了技术瓶颈。高质量的产品让港下针织厂迈上发展快车道，年销售额在1987年一下子就跃升到1000万元。此后，在周海江“企业发展人才先行”的用人理念倡导下，1993年，红豆集团以40万元年薪聘请中国台湾专家萧文烽担任衬衫厂负责人，使红豆衬衫款式、做工、质量发生质变，迅速红遍全国，也拉开了红豆服装系列化的序幕。1995年，红豆以80万元年薪聘请日本专家担任红豆西服技术部经理，使红豆西服在众多的西服品牌中迅速脱颖而出。

如何造就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人用人机制，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红豆集团在用人方面，走过感情经济—利益经济—能人经济—制度选人四个阶段，海选总裁是红豆在选人用人上开创中国民企管理制度的先河之举。

2004年9月15 日，包括周海江在内共20名候选人参加总裁海选。周海江，1987年底进红豆，慢慢从办公室秘书、车间主任、计划科长、副厂长、厂长，成长为副总经理，他在红豆已经整整干了16年。当天的海选投票分三轮，最后一轮二选一。结果，50名大股东除一人因故缺席外，49票全部投给了周海江。海选结果出来后，周耀庭自豪地对别人说：“海江不是我指定的，而是大家民主选出来的。”海选总裁彰显了红豆集团超前的用人思维，这种制度构成红豆集团在未来竞争中保持不败的制度基础，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周海江在红豆集团各个层面都大力推荐竞争上岗，制度选人。许许多多的普通员工通过竞争上岗走上管理岗位，实现了个人发展。“如果企业职位是通过关系得来的，企业还是传统企业。企业的关键岗位、高级职位都是通过制度、通过竞争取得，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这也是红豆集团能够保持非凡的竞争力和旺盛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周海江深有感触地说。

红豆集团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产权制度、治理结构、管理机制以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产业做大，以追求利益最大化。

20世纪90年代以前，红豆的产业基本上局限于纺织服装。过于集中单一的产业，不仅常常造成“季节性忙闲不均”问题，还因为周边服装产业众多而形成残酷的低效益竞争局面。于是，周海江根据“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经济原理，决定谋求跨行业发展。

1995年，周海江听说上海申达摩托车厂因产品老化即将破产的消息，当即决定连人带马全盘收购这家工厂。此举被媒体称为“蛇吞象”“小红豆打破了上海大围墙”。由此，红豆开始了产业多元化发展。

随着摩托车制造产业的兴起，红豆集团相应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发动机厂、油箱厂、轮胎厂、车轮厂相继建立，特别是轮胎厂发展成位居全国同行前列，被誉为“矿山第一胎”。2014年，“千里马”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16年9月，“通用股份”顺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发行上市。与此同时，红豆的纺织服装产业也在延伸，从针织内衣向衬衫、西服、时装、家居用品全系列发展。一个多元化的格局在红豆集团初步形成。

从1995年到2005年，红豆走过了一个从专业化到多元化的扩张过程，实现了 快速跃进。2006年，周海江发现整个集团涉足领域太杂乱，表面上做得很大，实际上利润很少，资源环境压力比较大。他深知，产业布局，不运用哲学思维是要吃亏的，这中间既要有加法，也要有减法，更要有辩证法。他对产业多元化进行了反思，调整了发展思路，做出了“集团相对多元化、产业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布局。集团层面有选择地实施相对多元化布局，力求做多做大做好；而子公司层面则一心一意专注于一元化产业，集中兵力，力求做精做深做强，最好是做到第一。

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化转型是传统企业危中寻机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近年来，周海江主动拥抱数字经济，努力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重塑传统产业形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运用大数据构建精准营销，积极建设智能车间，借助数字化应用研发高端产品。

红豆工业互联网公司作为集团旗下的创新型科技公司，早在2012年就建立了国内纺织材料专业市场上首个以现货交易为主的第三方电子交易平台，填补了中国纺织材料专业市场电子商务流通领域的空白。目前，“红豆—纺织服装工业互联网平台”解决方案已在服装、新能源汽车、智能车间建设等行业实现了深度应用，成为推动企业数字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该平台在2018年8月被列为首批纺织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试点项目。当年12月，又入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平台集成创新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拥抱数字化，就是要让我们生产的衣服更‘懂’人。”在红豆股份公司红豆男装高端化升级过程中，数字化赋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数字科技在产品舒适感和高品质之间找到契合点，为红豆男装量身打造“基于数字一体化平台的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项目”。

基于企业智能化改造升级需求，红豆工业互联网公司还为集团旗下通用股份打造“能源管理碳云平台”，以能源管理系统为基础，建设企业碳云平台。该平台能展示出车间当日的耗电量和蒸汽消耗量，并计算出标准煤、单条轮胎的碳排放值以及单公斤碳排放值。现场对厂区峰平谷用电量和重点产线耗能的实时数据进行采集和监测分析，可以一屏观全局，实现可视化、数字化管理。

周海江发现，现代企业制度长期存在劳资矛盾、利益失衡、管理失衡、社会责任缺失等问题，“以资本为中心”，不能保证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如安然公司破产、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福岛核泄漏等跨国公司丑闻，就涉及欺诈公众、坑害社会的情况；我国一些公司制企业，也出现制假售假、虚报财务、严重污染、无序扩张等不良事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现代企业提出了客观要求，运用好这些“中国特色”，可以对现代企业运行产生正面、持续的推力，而且能克服现代企业制度的先天缺陷。同时，运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层面的呼应和落实。所以，周海江把“党的建设”和“社会责任”嵌入企业治理，形成了“企业党建+现代企业制度+社会责任”三位一体的现代企业制度，希望以党建引领确保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在“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里，“企业党建”是保障。通过企业党建来优化企业的决策机制、强化企业的人才建设、协调企业的社会关系、增强企业的守法意识，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推动实现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高度统一。

现代企业制度的优势在于从制度上解决了企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所以周海江最先着手的，就是产权方面的改革。企业产权一旦由集体所有变为投资个人所有，投资的逐利本性就会产生强大而持续的物质驱动力。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中国企业进入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课，而且是基础课。所以，红豆集团当年抢先实施股份制变革，迈出了关键一步，才逐步形成了“边界清晰的多元产权制度，制衡合理的法人治理制度，体系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

多年来，红豆共吸纳安置国内外劳动力10多万人，年纳税稳居市、区企业前茅，先后建立了2500万元“红豆慈善基金”、2000万元“耀庭慈善基金”、2000万元“关爱老党员基金”，为各类公益事业捐款捐物超5.8亿元，荣获江苏省“最具爱心慈善捐赠企业”、CCTV“最具分享精神雇主奖”、“中国优秀企业公民”等称号。

红豆集团多年稳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民营企业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有效的，也是企业健康发展、企业人士健康成长的制度保证。周海江探索的“三位一体”模式，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扬长避短和中国特色优势的融合；实现了发展理念由“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转变；实现了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实现了企业生产关系和发展生态的优化和谐。

打造柬埔寨的“深圳”

无锡红豆关爱老党员基金会成立仪式现场

“人生因梦想而精彩，梦想因时代而伟大。只有把个人梦想、企业梦想与国家梦想结合起来，人生才会灿烂辉煌。”周海江常说的这段话，正是他人生的写照。

2015年4月2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两国首脑共同谈到了一件事——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运营好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洪森当即表示赞同，希望将其建成柬埔寨的“深圳”，成为柬埔寨对外开放的窗口。两国元首特别谈到“运营好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足见其重要性。而该项目的主要投资方、管理方正是红豆集团。

其实，围绕这一项目，周海江已经默默开发了十多年。

早在2006年，出于扩大服装出口的需要，周海江打算在柬埔寨设立服装生产基地。恰逢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商务部首批境外经贸合作区招标，红豆集团当即响应国家号召，积极与也在柬埔寨谋求发展的另外3家无锡企业和1家柬埔寨当地企业商谈，合作开发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项目。

然而，该项目在商务部中标后，另外几家企业因故纷纷表示退出，西港经济特区建设一度陷入尴尬境地，红豆集团掌舵者周海江又一次面临时代的考验。他心里清楚：虽然红豆集团已有多年境外拓宽贸易渠道的经验，但接手西港经济特区的主管开发工作，确实缺少准备。它已不仅仅是企业合作项目，而是国家项目，从国家战略的全局高度考虑，周海江毫不犹豫做出了接盘决定，以一企之力，用10年时间，把西港经济特区从一个没有水、没有电的荒芜之地，建设成一座颇具现代化气息的工业园区。

2016年8月17 日，习近平在中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握着周海江的手说：“柬埔寨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国家，非常重要，要运营好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2016年10月，习近平出访柬埔寨前夕，在署名文章中高度评价“蓬勃发展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柬务实合作的样板”。2018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柬前夕发表署名文章，称赞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以实实在在造福民众的方式续写着中柬友谊的时代新篇章”。2021年11月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评价“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当地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能”。

同样，柬埔寨政府特别成立了由洪森担任主席的特区工作委员会，力图将该特区建成该国的一个“样板”。2008年，洪森出席了奠基仪式。2010年12月洪森访华期间，中柬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协定》。洪森还特别表示，希望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未来的发展能够像中国深圳一样。2016年6月7 日，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举行百家企业入园庆典，洪森又欣然到场祝贺。2018年3月3 日、4 日，洪森首相又连续两次来到该特区，与3万多名园区员工和当地群众见面，称赞特区发展好，是他的“亲儿子”。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周海江十分重视对当地教育的投入，采用“扶智+扶志”相结合的教育帮扶模式，激发内生动力，点燃了一个又一个当地青年的梦想，改变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生活。早在2008年2月，西港经济特区公司就为当地修建学校捐资，并长期坚持多种方式的助学。如帮助改善办学条件；多次捐赠学习用品；表彰奖励优秀学生；发起“帮贫扶困，捐资助学”爱心结对帮扶活动；“一对一”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等。

创业初期，西港经济特区公司还因陋就简地在周边学校开设夜校，公司员工自购照明设备、自带茶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轮流为当地青年人和学生义务教授中文，使他们能以语言特长在园区内的中资企业谋取较好工作岗位，迄今已有数百名周边村庄的年轻人和学生先后参加学习，有的已在区内的中资企业担任“白领”，附近的村民都以会说中文为荣。

与此同时，周海江还积极支持在西港经济特区内建设西哈努克省中柬友谊理工学院及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两所大学。其中西哈努克省中柬友谊理工学院由中国政府援建，柬埔寨劳工与职业培训部、西港特区公司、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运营，于2018年正式开班，设有会计、银行、旅游、汽修、计算机等专业，已招收、培训学生2000多人。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则是由西港经济特区公司联合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申办，是柬埔寨首个中文大学，发展集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科技服务、人文交流“四位一体”的应用型本科大学。该校已于2019年12月正式开学。两所大学的设立，不仅为大批有志青年插上了实现梦想的“翅膀”，更为西港经济特区乃至柬埔寨培养大批产业工人和管理人才提供了重要平台。

回过头来看，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之路其实很不平坦，不少企业盲目境外扩张，屡遭挫折，但为了规避贸易壁垒，中国企业又不得不走出去。当时，纺织服装、鞋类企业纷纷转战海外，首选地就是越南，让它成为大陆服装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而周海江为何偏要独辟蹊径，选择毗邻越南、基础配套远不及越南的柬埔寨呢？他自有判断：一是柬埔寨与中国有长期的传统友谊，双边关系友好，柬埔寨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坚定的盟友；二是越南已经快速发展十年，经济体系大体成型，发展空间相对有限；三是相比柬埔寨，越南出口欧美不能完全免税，出口配额限制较为严厉。如今，西港经济特区已引入来自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的企业（机构）175家，创造就业岗位近3万个。2022年全区企业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24.93亿美元，同比增长12%，持续保持稳中向上的发展势头，逆势跑出了“加速度”，为当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现在，中柬双方政府和众多主流媒体都普遍认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正成为中国境外园区的样板，“一带一路”上的示范。面对这些肯定，周海江总是自豪地说：“一个企业能为国出力、为国争光，比赚多少钱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