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活动

人物小传

潘泽琳，又名潘泽林，1944年出生于粤西信宜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9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先后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文教办、广东省高教局计划财务处任办事员、副科长、科长等职务。

1982年，潘泽琳跟随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黄其江应邀到深圳市开展调研，并直接参与深圳大学的筹办工作。其间，潘泽琳积极献谋献策，独辟蹊径，并奔走于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引进人才，协调关系，为深圳大学“当年筹办、当年 招生、当年开学”贡献力量，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的“深圳速度”。

1983年正式调入深圳大学，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年底，创办深圳大学文化科技服务公司，开创中国高校开办校办企业的先河，为学校再创办实验 银行、实验邮电所、实验商场做好充分准备。这些校办企业不仅为学校扩大教育 经费开辟了新渠道，更通过勤工俭学，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创新能力。1987年，潘泽琳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实验外贸公司”，任总经理。现退休。

老省长梁灵光伉俪（中）与潘泽琳夫妇合影

弹指间，深圳大学已经度过了40个不平凡的春秋，到了“不惑之年”。人们欢呼她得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人和，随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脚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渐成为一所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时候，也会追忆40年前那一批有情怀、有担当、以改革为使命的先行者，津津乐道他们筚路蓝缕、开辟荆棘的创新创业故事。还有一些人和事鲜为人知，值得我们去搜寻、拾遗。也许，他们仅仅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不足挂齿，但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所历经的凡人小事，也足以反射时代的光芒。他们不应该被忘记。

特区人的远见卓识

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掀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0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开启了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丽篇章。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1980年8月26 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几乎是一夜之间，深圳这个边陲小镇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昔日荒芜冷落的黄土地，成了人声鼎沸的建筑工地。内联外引、三来一补、出口加工、转口贸易、商品经济、对外开放……一切都是新的，到处需要人才。可是人才去哪里找呢？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大学生都还没有毕业。局长们急昏了头，叫苦连天；市委书记、市长求贤若渴，也一将难求。人才短缺成为制约深圳建设发展的关键因素。怎么办？领导和管理者的共识就是走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道路。引进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全国到处都缺人才，引进并不容易也非长久之计；培养则着眼于长远，但只有一个贫穷封闭的农业县底子，基础教育十分落后，根本不具备培养经济建设急需人才的条件。

“深圳应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这既是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心声，也是敢为天下先的经济特区开拓者最富有远见的愿景和铿锵有力的决策。虽然当时经济特区的干部，包括市领导都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知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不但要办好基础教育，还要创办高等教育。没有大学，深圳就难以担负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任；没有大学，深圳就不能成为现代化国际化的都市。他们不仅仅看到眼前经济特区各项建设急需人才，还为深圳的未来深谋远虑。就是再困难，也要迎难而上，创办一所自己的大学。

1981年，中央党校领导范若愚等同志来深圳考察，与深圳市领导座谈时，市领 导就向他们表达了对人才的渴求和创办大学的愿望。范若愚同志等回京后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时，谈及深圳有创办大学的愿望，耀邦同志说：“要积极去办。”信息反馈回深圳后，深圳也抓紧将办大学的愿望付诸现实。1982年初，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特区干部培训中心”，速成培养最急需的经济管理人才。该中心设在原宝安县县委大院，陆续开办了投资洽谈人员培训班和商业管理、工业管理、金融管理干部进修班，又争取开办了经济专业的二年制大专班。培训中心虽然缓解了深圳人才紧张的状况，但毕竟规模、能力有限，科类、层次不足，难以担当其他重任。鉴于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初创阶段需要大量商业、管理类人才，市委、市政府决定创办一所经济学院，培养经济方面的应用型人才。深圳经济学院筹备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交由特区干部培训中心承担，由中心副主任杨伊白同志任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并抽调中心干部郑鉴枢、张国璞等同志来筹备办工作。

深圳高等教育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高教局派出调研组当年，广东省只有20多所高校，经济学科发展得最好的是暨南大学。因此，深圳市希望与暨南大学合作，在深圳办一所经济学院。于是，筹备办派郑鉴枢到广州找门路。

郑鉴枢是一位资深革命者和教育家，宝安当地人，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大毕业后，郑鉴枢回到宝安沙井宝民中学教书，曾作为潜伏的中共党员，在宝安和平解放时发挥关键作用。1955年起他担任深圳中学第五任、第七任校长，为该中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市委、市政府要他到“特区干部培训中心”工作并筹办深圳经济学院时，他虽已年过六十，但依然干劲十足。

郑鉴枢听闻广东省高等教育局（简称高教局）财务处主管高教经费的科长潘泽琳毕业于暨南大学经济系，与全省高校都有很好的联系，就去找他咨询创办深圳经济学院的途径。

潘泽琳1944年出生于粤西信宜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于1964年考上暨南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1969年5月毕业时，他被下放到洞庭湖畔的一个军垦农场。一年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文教办当一名职员。“文革”后期，党政机构逐步恢复，“文教办”撤销，潘泽琳也被分配到广东省高教局，历任计划财务处办事员、副科长、科长等职。由于他办事积极又机敏过人，所以深受局领导的信任，负责全省高教经费的分配，并经常陪局领导到全省各所高校调研。

郑鉴枢找到潘泽琳，向他谈了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一所经济学院的迫切愿望，请潘泽琳帮忙出主意。潘泽琳觉得创办一所高校并非小事，便将此事向副局长黄其江做了汇报。

黄其江是一位老革命、老红军，又是出色的管理干部。潘泽琳的汇报引起黄其江的重视。当时，教育部正好提出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号召，黄其江认为必须支持地方兴办高等教育，推进广东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决定亲自到深圳调研办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带领潘泽琳和高教局计财处副处长李金彩到达深圳，与市领导会谈，了解深圳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创办一所高校的想法和决心。

回到高教局以后，黄其江向局党组汇报，表示支持深圳创办一所普通高校，并建议成立一个调研组，亲自挂帅，到深圳做一次深入调查，为深圳创办高等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1982年11月10 日，以黄其江副局长为组长，高教局办公室和主管教学、设备、财务、成人教育等处室的朱锦鎏、李群、张成达、温剑文、李少白、区庭榛、何道照7位处长、科长组成8人调研组，奔赴深圳。

为什么潘泽琳没有参加？这其中另有隐情。

原来那个时候，广东省汕头市也提出要办一所大学。省高教局局长林川对此表示支持，指定潘泽琳跟随他一起到汕头调研。

黄其江带着高教局7名骨干，深入深圳经济特区教育、经济、计划、财务、人事、外事等部门调研，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对深圳发展的现状、前景、经济结构、人才需求等方方面面进行了解并做出评估，结合高校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于11月16 日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关于创办深圳大学的建议——向深圳市委汇报提纲》。该提纲认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既需要管理、经济类人才，也需要其他各类人才；既需要应用型人才，也需要基础好的综合性人才。建议：不办经济学院，而办综合大学，校名可叫“深圳大学”。针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存在弊端的现实和深圳肩负改革开放排头兵重任的特点，提出创办一所改革创新的新型大学的基本思路：“这样的大学，既不同于现有的普通大学，也不同于以往的红专大学，而是适合于我国国情和特区建设实际需要的新型大学。”它的任务是培养“既要懂得社会主义，又要懂得资本主义；既要掌握国内建设的经验，又要掌握特区建设的特殊规律；既要具有处理国内问题的本领，也要具有处理涉外问题的本领”的专门人才。

深圳市委、市政府接到广东省高等教育局调研组的报告后十分重视。11月19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认为提纲提出的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并采取改革创新的办学思想是有远见的，是符合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发展需要的，一致同意创办深圳大学，并决定商请广东省高教局协助筹办深圳大学。

如此，创办深圳大学正式提到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了。

“卖裤子也要办好深圳大学！”

随同黄其江副局长第一次到深圳与市领导讨论创办经济学院时，潘泽琳曾给黄其江算了一笔账，认为划拨6000万元人民币，在深圳创办一所高校是可行的。但全省高等教育的经费就那么多，要省政府同时拨款创办汕头大学和深圳大学，似乎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潮汕籍的香港大富商李嘉诚已经表示要投资建设汕头大学。

在高教局，林川是第一把手，曾任汕头市委书记。对创办汕头大学，林川局长是大力支持的，已经和汕头市委、市政府及李嘉诚商谈多次。而且创办汕头大学的动议已经上报至广东省人民政府。

潘泽琳参与了两边的工作：一边协助林川带队紧锣密鼓筹办汕头大学，一边承担黄其江受深圳市委、市政府委托，继续为创办深圳大学做前期工作。

1982年年底，潘泽琳再次陪黄其江副局长来到深圳。黄其江向市委书记梁湘谈到，高教局局党组已经同意创办汕头大学。他为难地表示，按当时广东省高等教育投入的状况，同时创办深圳大学与汕头大学有困难，而汕头大学已经得到港商李嘉诚的支持，除了省里拨款外，办学经费的很大部分是李嘉诚投入的。梁湘听罢，不禁拍案而起，大声说：“李嘉诚有钱，我深圳没钱？我就是卖了裤子也要把深圳大学办起来！”他问创办深圳大学需要多少投入，潘泽琳报告说至少要6000万元。梁湘想了想，说：“我投入一个亿！”这掷地有声的一句话，开创了地方城市独自投资创办大学的先河。也使深圳大学尚未诞生，就肩负起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先锋的重任，“其命维新”！

出谋划策，独辟蹊径

梁湘书记的决心和胆识使黄其江等人深受感动。尽管高教局有不同意见，黄其江还是决心支持深圳创办深圳大学。1983年1月4日，黄其江再次组织调研组来到深圳，不仅自己带队，还拉上另一位副局长李修宏。调研组成员包括高教局教学、人事、计财、成人教育等处室的十几位干部。经过10天的调研，调研组对深圳大学办学指导思想、培养目标、办学模式反复讨论，就办学方向、资金来源、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师资来源、校园面积、开办时间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1月14日，以市委书记、市长梁湘为首的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领导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听取了高教局调研组的汇报。会议决定，成立深圳大学筹备委员会，由梁湘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市委副书记、同时主持政府全面工作并分管城市规划和基建工作的副市长周鼎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林江为副主任，并聘请高教局的黄其江、李修宏两位副局长参加筹委会，担任副主任。筹委会下设办公室，由林江兼任办公室主任，杨伊白为副主任。这次会议还就深圳大学校园选址、面积、临时办公地点、投资规模、师资招聘、管理人员延请、首期开设专业、招生规模、开学日期等具体问题做出规划。

深圳人有远见卓识，敢拼敢闯，说干就干，极高的办事效率使黄其江、李修宏等人感到振奋，但黄其江依然心里打鼓，觉得忐忑不安。因为他知道，要开办一所大学，必须先由深圳市呈报广东省政府；省政府收到报告后，会批给省高教局，高教局党组对开办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统一意见后再与省计划委员会、人事厅、财政厅、教育厅（主管基础教育）等部门讨论会签。所有部门同意后，再上报省政府，由省政府具文呈报国务院审批。按照这个程序，时间要相当长不说，高教局党组这一关能不能通过都很难说。

潘泽琳看出黄其江的担忧，心眼灵活的他想出一个办法。深圳是经济特区，中 央领导同志要求深圳大胆探索，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原则不变、方法全新”。按照这个精神，可以不走原来的程序，让深圳直接向省政府打报告。请黄其江直接找刘田夫省长汇报。刘省长批准了，一切就好办了。黄其江一听觉得可行，绕开省主管部门直接找省长，这就是“原则不变，方法全新”呀！自己和刘田夫省长关系十分密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刘田夫都是黄其江上级。新中国成立后，刘田夫在广东省工业厅任厅长，黄其江是副厅长；刘田夫在湛江地委任第一书记时，黄其江是第三书记。有这种关系，为创办深圳大学直接找他也不会唐突。

1983年1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呈上《关于创办深圳大学的报告》。随后，梁湘、黄其江到刘田夫省长家里汇报深圳创办深圳大学的情况。刘田夫省长十分赞同创办深圳大学，又立即将报告批转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任仲夷书记很快也批准同意。有了省委书记、省长的批示，所有部门大开绿灯，把讨论审批的手续都省略掉了。3月8 日，省政府批复：同意创办深圳大学，当年招生，至1990年在校生达4000人；建校投资全部由深圳市负担；专业根据深圳需要而确定；招生面向本省，兼顾全国，并可招收港澳学生；学校受省市双重领导，党政工作以市为主，业务工作由高教局指导。同时告知：省政府已向国务院呈报创办深圳大学的报告，等候国务院审批。

1983年5月10 日，教育部以（83）教计字第079号文正式转达国务院批准成立深圳大学的报告。同一个文件上，汕头大学、上海大学、海南大学（当时海南还属于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也获得批准创办。极少有人知道，若不是潘泽琳的那个主意，深圳大学很可能要延后相当长时间才能成立。

以诚心聘请深大掌门人

深圳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立即商请高教局协助，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前身）等广东老大学选派有经验、有事业心的教师和管理干部支援建设深圳大学。1983年4月下旬，首批调入的管理干部来到深圳市。他们是黄祖基、王克来、李业盛、陈建辉、梁树屏、廖汉光、张仲春和文振国。后来，这8个人被称为创办深大的“八条汉子”。同时，高教局派出张成达、朱锦鎏、潘泽琳三人，组成工作组，协助筹办工作。他们和黄其江则被深圳大学筹备办戏称为“高教局四人帮”。

筹备办的同志们在原宝安县县委的简陋平房里，没日没夜地苦干起来。5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深圳大学的文件下达，离9月份开学只剩下不到4个月，时间十分紧迫。筹备办抓紧进行招聘教师、采办教材、筹划招生、校址选定等工作，第一届学生开学后上课的地方，确定在原宝安县县委、县政府大院，也需要进行改造。

打仗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办学则要先有学校的领导班子、师资队伍和管理干部。黄其江带着潘泽琳，又风尘仆仆多次前往北京，取得教育部支持，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延请学校领导和骨干教师。

黄其江带着潘泽琳到达教育部，找到黄其江比较熟悉的党组成员张健同志。张健很支持广东创办深圳大学，遂介绍他们向分管高等教育的黄辛白副部长请示汇报。黄其江他们向黄辛白同志详细汇报了深圳的建设情况和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创办深圳大学的愿望、决心，希望能够从教育部直属高校中聘请著名教师到深大协助办学。黄辛白副部长表示十分支持。7月，黄辛白亲自到深圳调研深大筹备情况，并做出指导。当他看到深大筹备办的同志在铁皮房里冒着酷暑夜以继日工作时，深为这种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所感动。他鼓励大家说：“我是在深圳大学一无领导班子，二无师资队伍，三无永久性校舍，四无教学图书仪器的情况下也支持深圳大学当年招生的。目前离开学只有两个月，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按期、按办学要求开学，不能比教育部同一文件批准成立的其他三所大学差。”回到教育部，黄辛白副部长就着手为深大物色校长、副校长，并发文要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对口支援深圳大学，选派得力的师资力量帮助深圳大学开办。

黄辛白副部长亲自找到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授，请他到广东出任深圳大学创校校长。张维教授是著名的工程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他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在清华大学担任教学科研领导工作。张维教授愉快地接受新任务，但自己年事已高（张维教授出生于1913年，当年已经70岁），且清华大学的工作也不能完全脱开，不可能长期在深圳大学工作，希望教育部再选派一位得力的干部担任深圳大学常务副校长，主持深大日常工作。

黄其江、潘泽琳得知清华大学德高望重的张维副校长已经应允出任深大校长，非常高兴。但物色一位能到深大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又是一个难题。他们又找张健同志求助。张健同志推荐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罗征启同志，称他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思想的人，由他担当深圳大学的掌门人再合适不过了。但张健同志对罗征启是否同意离开北京到深圳工作没有把握，希望广东的同志直接找罗征启同志商谈。

黄其江、潘泽琳了解到罗征启195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团委书记、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81年在中央党校第一届中青班学习一年，现在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在清华有很高的声誉。他们也了解到罗征启在“文革”期间的一些遭遇，打听到他虽然出生在北京，但祖籍是广东番禺。还有，他的爱人 梁鸿文教授也是建筑师，家乡是广东广州。因此决定到罗征启家中拜访，详细商谈，诚挚邀请。

潘泽琳陪着黄其江到罗征启家里，他们向罗征启介绍深圳改革开放的情况和创办深圳大学的迫切性，表达了广东省和深圳市求贤若渴的心情，特别强调深圳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禁区少，是干事业的好地方；深圳要创办的是一所改革创新、不同于一般大学的新型大学，需要有敢闯敢干的人才去那里开拓。潘泽琳还以“家乡情”来说服罗征启，希望他们夫妇俩能回家乡干一番事业。

一开始罗征启没有表态。他认为当时深圳大学只有20多个党员，且广东省决定深圳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那么去当这个党委书记没有多少事干，是个空头书记，没有意思。黄其江立即打电话回广东与有关部门商量，省委组织部同意任命罗征启为深圳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第二次到罗征启家里时，黄其江对他说：“广东省委决定请你到深圳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主持深大的全面工作，你就是一把手。张维教授年纪大了，将来他退下来了，你就是校长。”见罗征启还在犹豫中，黄其江又说：“你现在也不用急着表态。广东省委还决定，请张维教授、方生（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广东省拟聘请为深圳大学副校长）教授和你带着家属，到广州和深圳看看。你愿意留在家乡工作就留下，不愿意我们再商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面对这样诚恳又热切的邀请，罗征启答应下来：到广东看看。

1983年8月20日，罗征启和张维、方生等一起来到广东。他们先到广州和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见面，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省委的同志向他们讲了创办深大的迫切性和办一所新型大学的理念，强调一定要改革，一定要冲破旧的思想观念和办学体制，并表示省委、省政府会全力支持把深大办好。广东省委的决心让罗征启等人觉得豁然开朗，好像换了个世界，这里一切似乎都是新的。接着，张维、罗征启、方生一行坐火车到达深圳，与市领导见面。

市领导带着张维、罗征启、方生去踏勘新校址。深圳湾畔粤海门的一平方千米半荒芜的土地，让罗征启这个学建筑的人看了十分高兴。他看到的是一块可以让他 发挥想象力的荒地，是一张可以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是一个可以让他驰骋理想、施展才能的地方。他立刻爱上了这片荒丘野岭，下决心到深圳大学开拓新天地。

就这样，黄其江、潘泽琳“三顾茅庐”，终于请来了深圳大学的“掌门人”，潘泽琳也和罗征启结下深厚友谊。

1983年9月27 日，深圳大学成立暨首届开学典礼在深圳戏院隆重召开。省委、省政府领导，市委、市政府领导，省高教局领导，北京、香港、澳门和广东省许多高校代表，以及各界人士，同深圳大学全体教师学生共1000多人出席了这个在深圳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隆重庆典。高教局局长林川受教育部委托，宣读了教育部发来的贺词；梁湘代表市委、市政府讲了话；张维校长代表学校致辞。

从1983年1月14 日深圳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到9月27 日深圳大学正式成立，仅9个月的时间，深圳大学就完成了从筹办到审批，从班子组建到招收学生（第一届招收了建筑、经济、法律和外国语4个专业共210名学生）、正式开学的一系列

工作。一批充满理想和创业热情、以革故鼎新为使命担当的开拓者，在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创下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当年筹办、当年招生、当年开学”的奇迹。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深圳速度”！

低调务实，开拓新路

可以说，潘泽琳在深圳大学创办上是倾注大量心血，作出重大贡献的。但他一向低调务实，不求闻达，以至于在深大校史上几乎见不到他的名字。深圳经济特区刚建立时，省里就想调他到深圳市委办公厅当副主任或到市政府当主管财政的领导，因为他在高教局担任工作和专业性不易替代，局里领导不舍得放他走，他就服从需要，继续在高教局工作。来到深圳后，看到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实行市场经济，商机很多，大学学经济专业的他也想在经济战线干一番事业。有一位校友推荐他到一个新加坡华侨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当总经理，开出5000港元的月薪。当时港元汇率与人民币相当，而深圳大学的工资是每月150元。合资公司的中方代表为了“抢人才”，到高教局调走他的档案。这件事本来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但是罗征启知道后很不高兴，对他说：“你这个小潘，你把我‘骗’到深大来了，自己却要走。好吧，你走，我也马上回北京去！”黄其江副局长知道后，把潘泽琳骂了个狗血淋头。他拍着桌子说：“小潘，你是怎么搞的？你忘恩负义！赚钱就那么重要吗？好不容易请来的校长，人家和你有感情了，要留下了，你自己却要走。你走了，老罗也走了，深大怎么办？”潘泽琳从来没有见过黄局长发这么大的脾气，忍不住哭了出来。第二天黄局长的夫人陈大姐又和风细雨地向他表达歉意，说他一走罗校长真的会走，肯定会严重影响深圳大学的工作，劝他继续留在深大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潘泽琳只能放弃去企业，死心塌地地在深圳大学干下去。

罗征启校长对潘泽琳说：只要你留下，想干什么岗位都可以。于是，潘泽琳挂名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策划校内的一些公开活动。其实早在筹办深圳大学时，他与黄其江副局长聊天时谈到中国高校经费全靠政府拨款，经常捉襟见肘；而国外的大学多数由企业、财团提供资金，学校也有自己的财产合理经营。潘泽琳就有了在深大创办校办企业的想法。经过和罗校长多次商议，1983年年底，潘泽琳创办了深圳大学文化科技服务公司，一举开创了中国高校开办校办企业的先河。

罗征启认为，为了让大量因“文革”耽搁了学习，现在急需“补课”“充电”的青年人有学习机会；勤工俭学的机会，不但能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解决生活 费，还是一个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课堂”。潘泽琳理解罗征启的这种教育革新思想，他创办的深圳大学文化科技服务公司就是结合教学科研开办的工厂，提供美术、广告、装潢、设计、印刷、教学标本和模型制作、技术咨询等服务，并经营通信器材、食品、五金、化工、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文化用品、科教仪器、办公设备等物资。该文化科技服务公司可为勤工俭学的学生提供大量岗位。在此基础上，学校又创办了实验银行、实验邮电所、实验商场等企业，不仅实现了黄其江老局长的心愿，为学校教育经费开辟新渠道，更通过勤工俭学，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了他们的“自立、自律、自强”精神和创业创新能力。深大早期毕业生中的成功企业家谈起在深大学习的感受和收获，都对当年参加勤工俭学念念不忘。可以说，勤工俭学是一种最有效的创业创新教育，说深大是创业创新者的摇篮也是毫不夸张的。而潘泽琳，正是深大“敢吃第一只螃蟹”的创业创新的先行者和引领者。

潘泽琳还做了一件当时全国高校谁也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引进港台地区的图书。1985年4月，经梁湘同志介绍，潘泽琳结识了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著名出版商石景宜先生。经过一番协商和策划，深圳大学和香港汉荣书局在深圳大学校园内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港台图书展览会”。展览会展出和销售了2万多册港台学术图书，在全国高校引起很大轰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届港台图书展。全国高校图书馆闻讯而来，争先采购当时十分难得的港台图书。时任广东省省长梁灵光亲临书展现场，给予高度评价。

1987年，潘泽琳创办了“深圳经济特区实验外贸公司”，这在国内高校也属先例。当时国家对对外贸易控制很严，成立外贸公司须由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亲自签字同意才能批准。潘泽琳以采购教学科研器材与学生开展外贸实践为由，取得高教局的支持。深大文化科技服务公司提交的《关于成立“深圳大学实验外贸公司”的报告》经高教局批准呈报广东省政府后，也得到省政府的支持。一位负责同志建议把“深圳大学实验外贸公司”改为“深圳经济特区实验外贸公司”，后以省政府名义呈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并获得批准成立。

在潘泽琳的苦心经营下，深大校办企业取得不错的效益。潘泽琳不改初衷，将部分利润拿出来支持学校的教学科研，改善教工生活。例如，出资支持“中华大典”等科研项目，资助建设教工住宅小区“深大新村”，承担教师“工作午餐”费用等。